少年 | 陈好梅：复课进初中，已到了升高中年龄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我的中学生活

作者：陈好梅

从1967年的秋天开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屋住了两年，因为文革前我妈是电影学院的教师，文革开始后不久，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就把她“揪”回北京去了。

1969年10月电影学院“解放”了我妈，我才跟她回到重庆，然后马上去人民小学找“组织”接头。这才知道，人民小学文革中积压的三届毕业生都一起被就近分到旁边的重庆六中，那时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

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为重庆六中的初中生了，按说这一年我们这届学生（1966年小学毕业）都应该考高中了。

（一）

少年不知愁滋味

想起三年前小升初考试期间，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重庆六中。倒不是说它在重庆的中学里排名有多靠前，而是因为在全市比较好的学校中，它离我家当时所在的牛角沱最近。现在我得从位于观音岩的重庆话剧团去上学，距离就有点儿远了。不过也不要紧，反正我也没把上学当一回事——北京的小学同学们进了中学不也就折腾了一年，然后就奔赴祖国边疆战天斗地去了吗？而且，经过了三年不上学的散漫生活，又看到比我们大的兄姐们全都下乡插队归来无望，而四川的局势还在不断地动荡之中，谁还会有心思上什么学呢？

那天我从小学的办公室拿到了一个什么证明，出来后还邂逅了以前最喜欢我的班主任，跟她说了几句话以后，就去了六中的校办公室，然后我的班主任老师就把我带到教室里了。那时学校的分班原则是根据学生的家庭住址来划分的，因为观音岩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的住地范围，所以把我分在哪个班都无所谓。

这是我第二次插班了，第一次是小学五年级从北京转到重庆。这次经过三年不同寻常的生活历练，我本来已经将自己视同成人，没想到又成了学生，感觉很奇怪。

后来听同学说，她们对我的感觉也很奇怪——那天她们正在大操场上体育课，远远看见班主任带着一个人走过去，年龄似乎跟她们一样，打扮做派却“根本不像学生”。

我可怜的中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说它可怜，主要是因为在校时间不长。我们在学校里只呆了两年，到1971年夏天就“毕业”了，中间还常常下乡学农下厂学工，再加上我妈老不在家（话剧团的大人们常常不是下乡就是在沙坪坝办什么学习班），我对上学的态度又很随意，想去就去不想去就在家呆着，所以统共也没有多少时间学习。

其次是因为学习内容很少。说起来好像还挺正规的，除了语文政治数学英语，还开设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应该是物理和化学的变身）。

我对各个课程的记忆是，语文课讲的很烂，教材更烂。因为双烂，我根本不记得都讲过什么做过什么。现在唯一记得的是一个镜头，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两手往上一举，赞叹地说某一首打油诗的最后一句：“写得多好啊——革命红旗飘起来”！我听了不禁抬起头来，正好迎上她的目光。当时我嘴巴很痒地想要搭下茬儿：这到底哪点儿好呢？不过那时候俺早已学会管住嘴啦。

后来她还让我们把读过的书开一个书单交给她，好多同学根本就不理会，只有我出于虚荣心列出了一大篇（当然得跳过那些“毒草”)，结果我的目的达到了，她果然如我所愿地表示了吃惊。

后来下乡了，听老知青们说起这个语文老师，才知道人家是川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课讲得不错。我这才明白，人家真的是不容易，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要是一堆变了质的米呢，不也一样（甚至更加）难为吗？

政治课没有印象，也许那时的我们整天处于政治生活之中，反而久而不闻其“香”了？倒是记得老是去大操场，坐在地上开各种大会听各种报告喊各种口号，我的老腰就是这样受了寒湿的，犯起来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后来又加上错位劳损什么的，终于成了老毛病。

英语课不教发音不背单词，只让我们天天喊“狼狼狸虎千面猫”和背诵“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结果直到现在我还能流利地背下来呢！

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好像是升中学后的第二年才推出的课程，倒是有了刚刚编好的教材，可是不管是教材长什么样还是教师长什么样都一概忘记了，只记得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好在我们教室有前后两个门，我又坐在靠后门的位置，所以上这两门课的时候，我要么干脆就不进去，要么就上着一半课直接从后门溜出去。那个时候我们好多同学都迷上了打排球，坐在教室里满脑子都是怎么发球怎么拦球，所有逃课的时间都正好用来打排球。

数学课还挺好玩儿的，那时候讲的初中代数和几何本来是给十三四岁的儿童做的大脑体操，而我们都十六七岁了，所以学这些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罢了。现在想来，因为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太少，所以解数学题就成了一件挺好玩儿的事情了。后来高考时我的数学卷子没有彻底交白卷，居然还得了几分，就是因为那年四川的高考出了一道初中题。

在北京住黑帮屋的两年中，我因为百无聊赖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所以那时我上数学课时从来不听讲，直接看教材做例题，然后就接着做老师让做的题，往往当那些男生还在热烈讨论和争论不休时，我就已经做完了。数学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常常在座位之中流窜判卷，判到我的总是赞不绝口，连称太漂亮了，然后在讲台上发感慨说批改到有些人的作业简直是一种享受云云。可惜中学只两年，不然我很有可能就不会去读什么中文系了。

那时还搞过一些所谓教学改革，比如让我们自己编写应用题之类的。除了以数学为核心以外，题目内容也必须“充满无产阶级革命性”。这挑起了好几个同学的热情，她们整天编来编去的，还随时找老师讨论，甚至把家长都动员起来帮忙。

我懒得动脑筋，更缺乏创意，就胡乱编了以下一道题交差：从A村到C村有两条路（此处配图，画了一个瘦瘦的三角形，直线是从A 到C，曲线是从A到B再到C），为了把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尽快送到C村，邮递员应该走那条路？附答案和原理：走直线。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结果老师说我这个属于“哈巴儿（傻瓜）都晓得的道理”，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哈巴儿都晓得的道理也是真理嘛！”

还有一次让我们自己分小组评数学课的期末成绩，因为那时候不时兴考试了。别的人都很谦虚，在小结里啰啰嗦嗦地写一下自己的表现啦不足啦之后，再给自己谨慎地写下一个“中”，然后小组就给他评一个“良”；我那时早就信奉虚无主义了，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一律采取不合作态度，于是总结里只写了四个字“态度端正”，并直接给自己评为“优”，然后小组还是给我评一个“良”，这不是殊途同归吗？

后来我到了另一个班，还是按照一贯的做法不听课只做题。有一次刚刚做完，一个女生就过来告诉我：“你做的肯定不对，刘大汉儿根本不是这样做的！”我很不以为然：“刘大汉儿又是哪个嘛？他啷个做的跟我有啥子关系？”然后在被告知此人为班上的数学权威时表示嗤之以鼻。那次我的卷子直接被老师抓走贴到黑板上当标准答案，还意犹未尽地讲评一番，反复强调我是全班唯一做对了的人。久而久之，我重女轻男的思想和作为北京人的优越感都进一步增强了。

除了那时候没人重视也从不考试的功课好之外，本人也是写稿子和编写大批判专栏的好手，还评上过学毛著的积极分子什么的，因而参加了全校的一个学习毛著的讲用大会。

不记得这个大会都干嘛了，只记得那个形象做派均不佳的军代表热得不行，就解开风纪扣摘下帽子使劲儿扇风，像电影里的兵痞一样歪歪斜斜地坐在台上。后来很快有人递纸条上去，他才收拾了一下稳当坐好。

另外还记得一个男生，好像是红卫兵的连长，上台“斗私批修”，把青春期那点儿隐秘的绮思都抖搂一番。当然他说得很隐晦——“脑子老是往那方面想……”我后来告诉朋友，她评论道：“真够触及灵魂的！”

现在想来，俺在中学那两年风头也颇健呢，要不是出身不好，还不知道会狂成什么样呢！

其实出身不好对那时的我来说好像也不是特别要紧，只要你消停着也没人把你怎么样（它对人的影响将是一辈子的，并不急着在那两年露出狰狞面目），当然好事（主要是不用去插队的好事）你也就别想了。比如有的人因为能歌善舞被部队选去当文艺兵、有人因为个子高当上了运动员（我将近一米六八，班上有两个比我高一两厘米的女生分别被选到省田径队和边远的工业城市渡口当篮球运动员）、后来更有一小批人去了云南建设兵团（这些都对出身有严格的要求）……当时我们都觉得去建设兵团比插队好，至少有工资可拿有人管做饭，比插队省心有保障，所以我还代表几个同学一起写了慷慨激昂的决心书。不过那可是边境线，岂容你等阶级敌人的后代前往捣乱？

当时这些都属于小范围的好事儿，离我们大多数人相距较远。但是有一件事却是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的，那就是加入红卫兵。那时的红卫兵已经不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了，就跟以前的共青团一样，是所谓“进步青年”的组织。

我当时很有些没脸没皮的豪迈情怀，知道像我这样的黑帮子女加入红卫兵固然不容易，但是写不写申请书却是态度问题，于是就毅然决然地写了一份。果然，这个烫手山芋使班主任有点儿为难。最后他提出要我写一个对家庭问题的认识，特别要求写家庭对我方方面面的影响。

这是第二次被要求写此类认识了。第一次写的时候还是在黑帮屋时期，那时只是十四岁的孩子，又是造反派为了对笔迹看看我有没有写反标，那还可以随便抄几句语录和豪言壮语充数，那几年后咱也是十六七岁的大人了，又事关自己的政治生命，当然就不可再糊弄事儿。于是就比较犯难，到底我的家庭对我有什么反动影响呢？

考虑了几天，我终于找到了切入点——从比较优越的家境入手来剖析自己的骄娇二气，不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虽然俺从小被叫做粗使丫头，专门跟着保姆阿姨干粗活儿，但是毕竟在经济上没有受过什么限制，剖析起来还是有话可说的。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人家班主任也不是吃素的。后来有人向我透露消息说，在讨论我入红卫兵的会上，他的表态是：“这个人不行，让她写一个对家庭的认识，拖了好几天，而且还避重就轻……”

你要是以为这件事对我有什么打击，那就太不了解我了，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事儿。再说了，反正是组织不要我，又不是我不要组织的，咱已经是问心无愧一片丹心明月可鉴了啦，难道还真的会上心吗？

（二）

等闲平地起波澜

说到这儿该说说我们的班主任了。他那时应该是三十一二岁，戴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的数学课讲得清楚明白，虽然我很少听讲。后来下乡后，不知是哪位学姐还是学兄听说我们的数学课是他讲的，就说我不听课是一种损失。

我跟他有过一次不愉快。那时他每天早上都让我读报纸，因为全班只有我会说普通话（虽然我平时跟同学们说的是重庆话，可是朗读和思考还是只会用普通话进行）。可是有一天，他递给我的不是报纸，而是一份“忆苦思甜”的文章。我大概扫了一眼，发现里面有很多偏僻奇特的四川方言，用普通话读起来会非常可笑，只好表示读不了。他好像没听明白，又问了我一次，我还是回答“不”。于是他转为问另一个女生，没想到那个人居然也有样学样地说“不”！

估计文革开始时他没有被学生斗过（年轻老师说不定是斗别人的呢），所以他好像从未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似的，简直气坏了。之后他只好抓起文章自己读，还说幸好他还认得几个字，要是工宣队师傅让你们读呢？你们也说“不”？

后来的几天他一直不理我，最后还是俺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大人有大量地把作业交给他看，又好像没事儿人似的跟他打招呼，才平息了他的满腔怒火。

不过后来他害得我进了一次派出所，我们也算是扯平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入校后的第一个暑假（1970年夏天），班上好几个同学都要去兄姐插队的地方探班。我姐也是六中的学生，下乡的地方在酉阳，路上要走五天。我和一个女生说好了一起去，就去找班主任开一个单位证明以备路上住旅店时用。可是他想当然地回答我们说有学生证就足够了，我们也信以为真。

出发的第一天，我们先坐长江船到涪陵（那里是长江和乌江的汇合处），然后买了乌江船的船票，在码头上等到半夜上船，倒是什么事也没有。可乌江船是逆水而行，需要行驶两天，中途要在彭水县下船住一晚。所以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去登记住旅店时，因为没有证明就倒霉了。

具体过程早已记不清了，是群众举报后警察带我们去了派出所，还是我们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呢，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只记得坐在派出所被查问时，又一次需要回答关于家庭出身问题。本来那么偏远的小县城，谁会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呢，随便糊弄一下也就过去了，可是我旁边还有一个同学呢！没办法只好如实回答。

接着又遇到填表的问题。那时候最怕填表了，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那么复杂，不填是欺骗组织，填呢又实在不好看（后来听好几个右派家庭出身的朋友说起来，她们也是每次都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有一次一个朋友因为填了职员出身，被老师当堂叫起来质问）。

最后警察把我们放了，可是我们没有证明还是无法住店啊，只好又回去找这个警察，让他给我们写了个条子，才被旅店收容。

第三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要再次登船，我们排队时发现，上船前居然还得看证明！不过我们很快就看到，昨天询问过我们的警察就坐在入口处不远的地方，轮到我们上船时才站起来指示船员让我们通过。顺便说一句，那个警察很英俊，让我们私下倾慕不已，所以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

后来在船上听说，彭水县城前几天刚发生了知青打架的事情，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查得特别严。那时候很多知青都参加过武斗，早已养成了无法无天的毛病，有的甚至为害一方。

在乡下呆了一个月，回重庆时是和我姐一路的，她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我妈让她回去看病。她们公社给我们出具了证明，上面说“兹有我公社贫下中农XXX……”还盖上了公社的大红公章。

开学后回去找班主任抱怨，可是他根本不理会，还坚持说学生证可以走遍天下无敌手呢。他那时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些探望知青兄姐的人带回来的“政治表现鉴定”，那是他在放假前就交代一定要做的。有的同学确实好好做了，鉴定写得具体详尽，估计是出自老三届的知青兄姐之手。

我在乡下有时也跟着我姐的同学去出个工什么的，当然是不要工分的，老乡们就很高兴。离开前我想起此事，便去找生产队里最有文化的人写鉴定。他开头先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后面跟着的是“陈好梅同志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着说“参加做活路，用手抓牛粪不怕脏不怕累”云云。最后的落款很长：四川省酉阳县大溪区沙滩公社沙滩三队会计雷XX。我姐和同学们看了都笑个不停。

看到这里，你可别以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多么“左”，他只是顺应当时的要求在做罢了。而且他的本事也真的不简单——除了课讲得不错外，他还有办法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年代里把班级管理得服服帖帖的。比如早上开始上课前，他先让我们分男女声唱上一段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和沙老太太的对唱，这样大家唱痛快了就不太捣乱；再如那时所谓“无政府主义”严重，迟到早退逃课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后面两项他管不了，但只要是迟到的人进教室，就得先站在台前背语录：“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另外不知他还施了一些什么魔法，反正教室里再乱，他一出现就会安静下来。

到了1971年上半年，风声又紧了起来。那时到底又在干嘛我也搞不清，按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8年开始的，这一大规模的清理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那么到了1971年，这是不是还没有闹完呢？

反正在我的记忆中，那会儿一直不消停：有我们班男生参加打群架，被抓去市体育场开公开的批判大会的；有别班的女生不知犯了什么事，被捆住双手站在操场上的大台子上示众的；有学工时偷了同学的饭票怕被发现，把一起偷到手的毛主席语录本扔在某处，被同学们自发地开批判会指责为反革命行为的……

说到这个自发的批判会，是我们学工期间发生的。那时我们住在工厂宿舍里，是男生把我们女生叫去参加的，那天班主任有事回家去了。我们刚刚坐下听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就看到有几个男生开始趁机动手打人了，我立刻站起来转身就走，女生们也全都跟着退席，使他们这个“污教”的批判会无法继续开下去。其实平时我是很讨厌那个偷饭票的男生的，但是我更讨厌打骂人的行为。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班主任还是有些人文情怀的。

比如那天早上，我们一进校就看到了那个被“示众”的女生，目光呆滞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等大家进了教室，老师就表情凝重地劝大家好自为之，万一发生这样的事情就糟了，反正他是没有办法的——后来听说这是某个工宣队员所为，很快被不知是谁制止了。但我相信，这个女生对此事的记忆会伴随终生。

还有一段时间，整个社会都在叫嚣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很多地方都设立了或是加强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学校的空气也跟着紧张了一阵子。有一天正在上课，几个男生忽然踹开了我们教室的大门，以红卫兵的激进面目剑拔弩张地走进来，然后一言不发地环视左右。等大家把目光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以后，其中一人才忽然大喝一声：“起立！”全班同学毫无防备，本能地“嗖”地一下跳了起来，伴以笔直的立正姿势。过了一会儿，有几个男生才做过梦来：老子们又不是阶级敌人，凭啥子你叫我站我就站呢？这才赶紧放松，斜腰拉胯地胡乱站着以示不满。

然后我们被告知，原来这是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行动。他们说经常有人带“封资修”的东西来学校，所以要进行突击搜查。我们每个人的书桌和书包都被搜了个底儿掉，然后人家就扬长而去了！虽然我们班没有搜出什么东西，不过听说他们在其他班的偷袭还是成功的，也不知道有何战果。

那天班主任站在旁边一声不响地看着，等他们走了以后才又发表劝诫——他的劝诫一般是比较人性化的，有时还带点儿重庆人的江湖气，而不去说那些听得我们耳朵起茧子的革命道理。之后虽然有几个同学还是嘀嘀咕咕地表示了不满，但是到底没有什么底气去反对人家想专政谁就专政谁的权力。

可是没想到的是，随着运动“深入细致地发展”，班主任自己也被隔离审查了！好像是他们几个年轻老师（都特别爱打篮球和排球，我们的排球热就是被他们手把手地传授然后被传染成瘾的）常常在一起聊天包括发牢骚，被怀疑是一个反党小集团。隐约记得工宣队师傅还来我班问过他的事，但是大家都挺“落教”（讲义气）的，没有人告发他。

其实他不小心说过反动话。有一次他批评那些课间不及时回教室反而往过道里钻的同学说：“无产阶级的死胡同……”还没说完吓得脸都白了，赶紧改口：“无政府主义的死胡同你们钻啥子嘛钻？”

之后，我们班换了好几个班主任，居然没有一个能够像他那样镇得住台面的，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更加频繁地迟到早退加旷课的。其结果是，我们班成了无人能管的乱班，工宣队没招了，就干脆宣布解散，把我们分散到其他各个班掺沙子去了。

于是我们班的同学都先后读了两个班，我因此还发现了这两个班的不同之处：原来的班差不多有一半人是住在邮电局宿舍的职员子弟，出校门得往右走；另一半是住在下曾家岩一带密密麻麻的吊脚楼里的市民家庭子弟，出门往左。虽然大家基本上是按照相同的上学路线来交朋友，但是彼此还是有来往有交情的。

可是在新班里，我发现阶级鸿沟还挺深的，两拨人基本上不来往。一部分不知是什么局的职工子弟，他们自成一体，穿着打扮也比较像样；另一部分也是散落在附近的城市贫民家庭。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女生的穿着很破旧很土气，而且她从来不理任何人，也没有人跟她说过一句话。有一次我去跟她说了几句话，不但她自己别别扭扭的，而且从老师到同学无不用奇怪的眼光看我们。后来我问了一下原因，也不得要领。印象里好像是因为她家里太穷了（可是家境不好的人也很多啊），出于自卑才不理人的，当然也许另有原因。不过我真想知道，这样的经历对她一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来说分班。这件事现在看来不大，当时对我们来说却真是等闲平地起波澜，不啻于一场地震。而且，我们几个好朋友还被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师摆了一道，就更加心有不甘了。

那时那个老师正在管理我们班，说起要分班大家都跟他闹个不休。后来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把好朋友分在一起，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混了将近两年，结下了很深的交情——这交情本来也不至于牢不可破，可是让分班这件事一闹，倒显得弥足珍贵起来，至少我们几个人的友谊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他一口答应了，还让我们把要好的同学分别写下来。

当时是我执笔列这个名单的，几个朋友在旁边负责提示和补充。我们尽可能把女生中的各个小圈子都如实写了交给他，没想到分班名单下来后，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刻意将各个朋友圈拆散了的。我的朋友圈里有五六个人，居然被均匀地拆到了五六个班里！要不怎么说有文化真可怕呢，这招够阴险的吧？

当即我们几个人气得够呛，决定去找工宣队的雷师傅告状。那雷师傅不知是队长还是什么，正在一个很远的医院里住院。我们几个合着买了几个苹果准备送给他，又在我家炒了两锅铁蚕豆搁书包里背着，然后就一边吃蚕豆一边出发了。

记得我们走了很久很久，到后来气都消得差不多了，使整个行动变成了一次疑似郊游。前几年我回重庆时，参与过此次郊游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吃炒蚕豆了，直到现在。

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医院告状后，雷师傅用充满劳动人民智慧的话对我们表示支持说：“他恁个做是不对头的！叫花子还有几个帮呢！”虽然我们强调如何分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卑鄙的骗人伎俩，可是却没有人理会这一点。

当然雷师傅表态了也白搭，没有人将之上传下达，大家也人心涣散无心恋战，所以我们还是被分到各个班去了。我在新班一个朋友也没有，因为一下课原来的朋友就会凑在一起。这让新班的同学很羡慕，说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友谊。

既然融不进新班，大家就想出了一种捣乱方法（那时候“无政府主义”还在盛行不衰中）：不管哪个班的朋友先下课，就约着一起到其他班去喊自己朋友的名字。这样整座楼层喊下来，应答者此起彼落，也挺痛快的。

不过这时工宣队已经无暇管这些事了，因为我们已经面临毕业，去向还是那片“广阔的天地”。记得有一个工宣队老师傅居然这样跟我们说：“你们给毛主席写信嘛，莫去喊你们再下乡了嘛！”我们都知道他没文化没政治觉悟，也懒得去理会他。

前排左二是我们去找他告状的工宣队雷师傅，后排左一是作者

（三）

浮世本来多聚散

接着就到了1971年的夏天。我们放了中学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暑假，之后有什么安排大家都不清楚，也没人可问。我到北京大姨家住了一阵子，在那里听说了“913”事件，深感政治斗争的诡异无常；之后又听说我们这几届里有少数名额可以上高中，便在表兄姐的鼓励下，又一次本着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原则和没皮没脸的豪迈作风，写信给我新班的班主任打探消息和表明心迹。那时他正好托我去他的北京亲戚家拿东西帮他捎回去，因此与他的通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被毫无悬念地告知此事绝无可能之后，我回到了重庆，乖乖地跟同学们一起去重庆棉纺厂“学工”——估计是为了使我们这三届失业（失学）大军在等待下乡的漫长日子里不至于无所事事吧。

这次学工活动跟在校时的那几次不同。以前都是老师带队下去的，什么都有人管，这次却群龙无首，除了有一两个女工来安排一下以外，一切仿佛是在自动运转。

因为时间久远，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被动员去的了，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并没有全班同学一起去，而且好像在那里坚持奋斗的人也越来越少。不过我的同学却说她妹妹那届也去了的，可见还是大规模的。

第一天上班，我们先被一个女工培训了一晚上，教我们使用一个捏在手心里的小工具学着接线头。那天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百无一用是书生——班上有几个平时功课不好但却很会做家务的女生，很快就学会上岗了，其他同学也都陆陆续续地结业，只有我和另一个人学了很久才学会，在那女工眼里我们俩简直是一对废物，手太笨了！

终于可以上岗了，我们被带到硕大无朋的车间里。里面一排又一排的大型机器发出轰鸣，想要说话必须得扯开嗓门大喊大叫。后来我曾经踏入其他的车间，没想到那里的噪音比我们车间的还大。同时车间里棉絮满天，每个工人虽然都戴着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但是眉毛和睫毛上还是沾满了细细碎碎白色的棉絮。

我们每个人分别看一两台机器，三班倒，每班八小时。其间需要不停地走来走去接线头，一刻也不能松懈。以致到后来，我们在睡梦中都无法放松，还在忙着接线头儿呢。

我们住的宿舍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沿墙打了两排地铺，铺着我们从家里背来的简单行李。每到接班时会有一个女工来叫醒我们，可是我们总是不想起来，就一个劲儿地努力装睡，这样她就没完没了地叫个不停，甚至踹门。

最记得的是那个超大的食堂了，里面永远弥漫着烧糊了的牛奶味儿，那是给夜班工人的福利——一人一碗糊味儿浓郁的牛奶，外加一个什么菜还是饭。如果我们上夜班，那么也能享受同等待遇；如果上早班或中班呢，我们就常常在睡到半夜时醒来，互相商量着要不要吃点儿夜宵，然后齐心协力地反复力劝某个人去食堂买东西回来大家一起吃——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一般是吃俩馒头作数。

夜班很难熬。车间的墙上有挂钟，我们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它却自顾自慢条斯理地走着，看上好多次也好像没走多少。最奇妙的是下班钟声一响，全体女工会在几秒钟内四散消失。当我们还在交货收尾、还在摘口罩帽子、还在左顾右盼时，她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车间不见踪影了！有一次我交活儿慢了一些，收活儿的女工简直像火上墙那样急不可耐。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当一名产业工人（以前的“学工”都只是在工厂里到处打杂），那种在巨大的噪音下重复劳动的枯燥单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车间里来了一批前几年下乡的女知青，她们因为在乡下晒了太多的太阳吃了太多的红苕洋芋，一个个都黑红着胖乎乎的脸膛，可是很快一个个就变得又瘦又苍白了。所以有的同学私下里说，以后宁可在乡下种地也坚决不进纺织厂，太苦了。

除了上班，我们下了班就在宿舍里打牌和摆龙门阵。有一个同学说到她听说“913”事件时的反应是，她的脸突然“一阵一阵地发麻”，可见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代人的冲击有多大——连永远健康的副统帅都能叛逃，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当时我们有一个六七个人的小团体，大家决定一起下乡插队，于是就商量着每个人出一份钱买个排球带到乡下去玩儿，还策划了些别的。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们很傻很天真，对下乡插队充满激情和向往，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个个家里都有插队的知青兄姐，好几个人都去农村探过班，对知青生活有直观的了解。

这次的学工生活是突然结束的。因为有个同学带来消息说，工厂对我们是有粮票补贴的。现在想来这可能是真的，毕竟是体力劳动，如果什么补贴都没有却把我们当正式工人使用，那也太没有良心了！而且从那几个管我们的女工的态度来看，也好像是我们欠了什么似的。

为此大家都很生气。我们几个好朋友家里女孩子多，倒是不缺粮票，所以只是轻度生气，但是有男娃儿的家庭粮票都会很紧张，她们的气就是重度的了。于是大家乘着这股气一不做二不休，收拾了行李，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工厂。走在路上还遇到了管我们的女工，对我们的离去表示莫名惊诧和非常气愤……

那么这一次是不是大规模地全面撤退呢，抱歉我实在不记得了，只记得关于这件事的余波。那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几个女生围着一个管后勤的老师纠缠不清，喊他“粮票拿来！”那个老师则一脸无奈地解释说根本没有什么传说中的粮票。

接着很快地，我们这六七个人的小集团迅速地土崩瓦解了。在家长们各出奇招的英明决策下，有的回到遥远的老家插队（那时候叫“挂钩”），有的去郊县与插队的兄姐会合，还有的办理了病残手续留在城里待业。

中学生活就此结束，我们在家里又晃荡了几个月之后，就真正成为没得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而各奔前程啦！

陈好梅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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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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